关于企业长寿的见解

 曾在壳牌公司工作多年的阿里·德赫斯先生在研究企业的长寿问题方面曾这样结论：

我们在经过一番研究之后，寻找到了如下四个共同的关键因素——

1．长寿公司对自己周围的环境都非常敏感。不论他们是通过新技术还是通过自然资源来获得财富，它们与周围的世界都是非常和谐的。虽然战争、大萧条、技术与政治变迁在他们周围显得变幻莫测，它们似乎总是善于调整自己，永远因地制宜。

2．长寿的公司要有凝聚力，员工有较强的认同感。无论他们如何分化，雇员们（有时甚至包括供应商）都认为自己是一个整体的一部分。

3．长寿的公司是宽容的。这些公司对于边缘化的行为总是宽宏大量，公司本身是有凝聚力的，而在公司边缘上的擦边行为、大胆尝试，以及一些古怪的想法对于公司多思考一些可行性是有好处的。

4．长寿的公司在财政上是比较保守的。它们很节俭，不随便装大方。它们以一种很古老的方式思考钱的意义；他们知道在资产中保持一定的结余的重要性。由于手中有钱，它们就有一定的灵活性了，而且可以独立于具体的行为。它们可以寻求竞争对手不可奢想的选择。它们不必讨好第三方出资。

的确，这四个因素殊为关键。较之于宗教、国家长寿的内在结构却又显示出应有的不足。换句沧桑些的话说，一部关于企业的历史，更多的是作为一个经济动物存在的过程纪录，而非一个健全的社会组织生命机体的历史。因为，除了对于利润全力以赴的追求，以及为保证利润的实现几乎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之外，企业一直没有建立自己的精神信仰，而企业管理的理论，就像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的经济，往往是自己生了孩子由别人起名字。也就是说，企业管理理论往往是企业自己孕育了孩子或是生了孩子，由大学、研究机构们去抚养成人。

换言之，信仰是几乎所有社会生命体的灵魂，包括宗教、国家、民族、政党、企业、学校。然而，由于企业没有自己的信仰，它就只能依附在政治的墙根之下，听任政治主子的吆喝与驱使，像植物人一样的简单存在于世，这样的生命体自然不能够像宗教、国家那样长命百岁千年了。

信仰的作用

让我们先了解一下这样的情况：

纽约大学金融学教授弗格森《为什么美国超过欧洲（线索，上帝的因素）》这样认为：美国经济之所以一直好于欧洲，这和绝大多数美国人的信仰、新教伦理有直接的关系。正是美国人的信仰和职业道德，使美国人更加勤奋、努力，忠于职守、自立自强，而正是这种职业精神力量在推动着美国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

平均每个美国人每年工作1976个小时，德国人平均每年工作1535个小时，比美国人少22%。即使是英国，也比美国少10%。从1973年到1999年这26年间，美国人平均每年工作的时间延长了50个小时，即增长了3%，而同期德国人缩短了12%。1999年，法国又把每周工时减到35个小时，等于工厂每周减少4小时产值。法国企业家抱怨说：“这等于全球企业百米赛跑，法国要穿拖鞋，我们没的赢。”

但现在整个欧洲在走向非宗教化，欧洲人对宗教的信仰已比上世纪60年代大幅下降。而在美国，91%的人相信上帝，而且经常去教堂。

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职业思想便引出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上帝应许的惟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

是天职而不是贪欲。对于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马克斯·韦伯如是说，恰恰是职业伦理的禁忌导致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更多地是对欲望的理性抑制；最大限度地赚取财富，就是在履行自己的天职。

经过中世纪的漫漫长夜，美国新教的兴起却改变了人们对人生目的的看法。新教徒有着这样一种信仰：为了来世或天堂，放弃现世的义务是自私的，是在逃避世俗责任。不是修行，而是世俗的劳动，才能使人生具有价值。

1904年，德国伟大的哲人马克斯·韦伯到美国考察，他发现美国的经济非常繁荣，各行各业蓬勃向上。他在考察其原因时指出，正是美国的文化和宗教因素，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兴盛。任何一项事业背后，必须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从欧洲逃到美国的新教徒们的教义，作为一种进取有为、勤奋敬业的精神力量，有力地推动了美国经济的蓬勃发展。

诚哉斯言，“任何一项事业背后，必然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而敬业精神本质上就是一种信仰，是一种为实现“求生”这一基本的要求而展开的最基本信仰。所以，从这样的角度出发，对于信仰而言，另一重要的因素是形式和实践。信仰要靠形式来体现、表现。

那么，对于无数的经营者来说，他们都是把企业当作实现个人价值的事业进行经营的，这就必然的要将一种意志及其手段、形式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