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易学的现实意义？

记者：10月17日，有不少读者看完本报刊登的《本土企业变革大演易》后，对易学有了新的认识，但《周易》毕竟不是通俗读物，常令本来就回避深刻的现代人望而生畏，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正确地理解易学在现实生活与工作中的指导作用？

杨总：我们正在倡导与构建和谐社会，然而，当前不管是社会、企业、家庭、还是个人心理压力都存在中医学上常讲的“阴盛阳衰症状”，只不过在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而已，如社会风气多表现在正不压邪，企业管理多表现在上不治下，家庭关系多表现在妻不随夫唱，个人表现则多在力不从心上。知此宇宙全息之真谛，则知易学“其小无内，其大无外”之不和谐系统构造。又比如：本人曾根据阴阳五行学说中的“妻财同位项”原理，提醒某位受“妻夺夫权”困扰的企业主要防范基层员工贪污“造反”。也曾提醒某位“妻管严”恶化的中年教师不宜下海经商等等。如果这些看似“迷信”的提醒忠告是出自于权威学术机构与社会咨询服务机构的研究结果，并与现代心理学有机结合起来，也许就更具有现实指导作用了。
最值得一提的是，近几年本土企业所发生的鲜为人知的内部失控根源，往往是大量企业骨干因不明确、或不认可作为真正的企业最高领导者几乎都具备了“一叶知秋”的所谓先见之明，导致高层领导者的变革思想往往曲高和寡，令唯恐天下不乱者有可乘之机。如果现代企业决策者能深刻认识易学的“宇宙全息术数原理”，决策时相信会更有针对性与可操作性。

记者：既然易学可以与现代决策学、与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有机结合起来，那么，据说当前有些粤港澳地区的企业主在招募人才时，常常要看所招人才的“八字‘兴衰，是否也是一种有效的易学应用？
杨总：且不说八字兴衰冲合测算是否准确可行，就企业作为一个动态组织来说，现代易学应用的真正核心价值与开发价值，并不在于无视整个组织结构与形势变化需要，而孤立地看某个人才与老板的兴衰冲合。比如说，你把整个企业的所有员工八字信息按“五行”性质排列在某一个表格上，你就会发现：象征激情的“木火格”骨干力量与代表理性的“金水格”骨干员工趋于平衡，或前者多于后者时，企业将趋于上升发展阶段，否则，则相反。这一理论发现可以有效地解释当前企业界与经济学界还不能解释的许多“悖论”，如近几年很多知名企业的经营业绩与管理效益，并没有随着企业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的升温同步上升，而恰恰是相反！而这些科研考证工作又往往是企业与个人难以完成的。总而言之，现代易学要真正有效地应用于企业，还有待专业学术机构完成诸如定性与定量等基础概念的论证工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记者：根据国家工商总局最新公布的一组数字显示，20多年来，全国内资企业注册户数每年都在增长，为何到2005年却出现下降趋势呢？易学能更好地解释这一现象吗？
杨总：既然用《周易》卦象可以更深入地揭示近几年本土企业的演变内幕（详见“本土企业变革大演易”一文），当然也能够更有效地解释一些宏观经济问题。易学不仅可以印证当前全国注册用户总数下降是势在必然，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引导我们做更有意义的深入思考和调研：根据“客观规律”，应该在2002年（逅卦象）、或2003年（遁卦象）就应该呈现下降趋势的全国注册企业总数，为何到了2005年才通过国家工商总局的统计数字表现出来？说明2002年至2005年之间呈现继续猛增的注册企业数字中有不少是“虚荣水份”。如果我们能超前地把握这一“客观”规律，也许2005年前社会
各界就可以更清醒、更超前、与更有意义的做好各项指导与筹划工作，至少对近几年以牺牲与分化原有企业资源为代价的一蜂而上“创业者”，我们就会有更理性的看法。
     以南通北洋企业的“解密”数字为例，仅2003年一年，在全国各地的分公司业务骨干当中，趁公司总部内部高层调动青黄不接之机，离职而另起炉灶的业务人员就有10多人，也即有十多家新的“小企业”派生，其它知名企业分化出来的“皮包公司”就更多。事实证明这对国家、对社会任何一方最后都没有好处。更有趣的是：有不少南通北洋企业的老职员曾安慰我说：如果公司上下都与老总一样了解易理、或等南通北洋企业的腐现败象完全暴露后再发动内部整改，就不会出现思想不统一以及阻力重重等问题了，哭笑不得之余最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当前的中国社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价值观和创新文化？不能有效把握“客观规律”，创新与超前又从何谈起？整个社会的不和谐文化不能完善于前，当前冲突重重的企业文化建设又如何规范于后？
     

 《二》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价值观与创新文化？

记者：你在《不知易，不足以品三国》一文中，曾提出“不知易，不足以宏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那么对近期本报上刊登的有关对著名作家余秋雨的批评文章，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杨总：近两年北有央视《百家讲坛》，南有风凰卫视的“群英荟萃”，在激发全球华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兴趣，宏扬中国优秀文化方面是功不可没的。但略嫌美中不足的是：在强调消费文化通俗化的同时，往往忽略了传统文化中足以借古鉴今的最核心部分；在再现中国历史政治文化面貌的同时，往往忽略了封建政治斗争文化中与当前中国走向世界所倡导的创新型文化格格不入的一面。余秋雨也只是提出了一些个人的批判性看法，但并没有提出该如何超越的创新观点。如果是在几年前，是地方电视节目，一定是最优秀的，但在最具有影响力的央视、在风凰卫视，其学术性、超前性，与创新性要求也许应该更高一些。也就是说，当前所传播的只有中国传统文化回归之象，而尚无协调当前中西文化冲突与学术创新、进而引领中国未来创新文化之大义。

记者：你言下之意，是否指当前有些专家学者在解读传统文化时忽略了“易学”要义，或者说：如果从中国传统易学的深入研究着眼，可以找到当前创新型文化的立足点？你是否用更详实的例子加以说明？
杨总：比如说：在央视八套热播《传奇皇帝朱元璋》，再现明朝皇帝朱元璋左右开弓想杀尽所有权臣与天下贪官的同时，《风凰大视野》则正在播放“帝国斜阳——湘军东征录”，但由于不少专家学者只看到曾国潘忠君爱国堪称儒家典范的一面，忽略了曾国潘精通《易经》、躬身易学实践的最具有现代文化创新的一面，所以即使是最著名的节目主持人窦文涛主持了这个节目，在听完了一些专家学者們见仁见智的、有关曾国潘为何占领天京前主动裁军、为何不称帝的等等评论后，依然不能给广大观众带来新的启迪。   比如说：处在千年未有大变局之中的曾国潘，因为他受到了《易经》乾卦上爻“亢龙有悔”的警示，所以，创造了“亢龙无悔，名利不双收”的中国历史“权臣不震主”新模式，因为他深通《易经》坤卦厚德载物之卦德，所以他在写完“叹自身五行水不涵木”的家书后，也完成了真正的自我角色认知——不仅避免了如三国时期因袁绍袁术带头大做“皇帝梦”，而让国家内耗不已生灵涂碳的悲剧重演，也避免了如明朝刘伯温、胡惟庸等因不知进退惹来杀身之祸。更重要的是还为近现代中国走向世界留下了仅仅足够奠基的最后一口生气。然而，我们的一些专家学者往往习惯于立足“功臣、权臣”的角度，痛斥最高统统治者，为“造反有理”辩护，暂不论某一个案的是非对错，“造反有理”的思想潜意识给中国人所带来的社会防治成本，与循环因果关系因一直在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就很值得我们去反思。

记者：这也许是一种新的解读历史人物的新视角、新方法，很值得我们更进一步的探索
杨总：中国历史不缺象曾国潘一样的儒家能臣，但一直欠缺象曾国潘一样的“大易”贤臣。否则，内耗不断的中国封建政治斗争史早就被改写。现代社会一直不缺深通中国历史的各类专家学者，但一直欠缺用易学整合古今中外文化的思想领袖人物，否则，社会大众在通斥国有资产流失的种种现象时，就不会再为民营企业内部因“闹独式”裂变而另起炉灶的所谓创业者投去赞美的笑容。至少不会因社会信仰缺失而价值观沉沦，权力角色认知错位而令不和谐因素激增。因为国企与民企性质虽有差异，但思想文化根源却如出一辙，这是其一。中国历史上一直停留在“儒家说教”与“官员监察”上的反贪污腐化政治难题，如果所有为官、为政者都明确“官商不同位，贪财官泄气”的五行原理，则坚信当前国家政治与公司政治中的功臣、权臣都会因为有了这一种信仰，给社会与企业节约不可估量的防治成本与社会效应。这是其二。前者是国营民营一致，后者是国政企管同理。所以，构建社会和谐文化与创新文化价值观，并非只是政府与学者的责任，也是所有企业家与社会大众的义务。

《三》易味深远，究竟创意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