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者，宜也”（《中庸》），便是“适宜”的意思，后引申为人类社会活动和人际关系中应当遵循的原则和应当追求的道德。利，是指能满足人类生活需要的利益和功利。“义”和“利”是中国古代道德理论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当今市场经济下企业经营管理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

 

子曰：“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孔子认为君子应当以义作为自己最高的行为准则。“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孔子主张谋义是统治者的职责，谋利是老百姓的事情，统治者应该更多地关注社会的精神价值，并为老百姓的谋利创造条件，“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孔子并不反对君子谋利，但是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如果作为统治者的君子放弃谋义的责任，只顾为自己谋利，或者与民争利，就堕落为道德低下的“小人”了。

 

取财有道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孔子说：升官发财，是人人企盼的，但不用正当的方法取得，君子不去享受。贫穷和卑贱，是人人厌恶的，不用正当的办法摆脱它，君子就不去摆脱。孔子在肯定逐利的同时，强调符合道义的就可以取得，不符合的就不能攫取，用道义去节制物质利益的获取。孔子要求人们从社会公义出发，克制个人私欲，在义与利发生矛盾时要“见利思义”、“义然后取”。

 

中国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但最早借鉴儒家思想进行经营管理的却是日本企业界。日本现代企业制度即株式会社的创始人涩泽荣一认为《论语》是“工商之本”，并一直将《论语》奉为“商业圣经”， 涩泽荣一的名言就是“把现代企业建立在算盘和《论语》的基础上”。 涩泽荣一生于1840年，27岁时就成为遣欧使节团成员到欧洲考察产业和经济制度。1868年回国，次年任职于明治政府的大藏省。1873年，他辞去大藏省总务局长的职务，决心以《论语》的教导为标准，一生从事商业活动。 涩泽荣一一生创办了金融、造纸、运输等500多家企业，成为日本明治、大正时期实业界的领袖，被誉为“日本近代化之父”。 1928年，涩泽荣一88岁时，由他的追随者们把他的演讲、交谈和其他言论汇编成书，取名《论语和算盘》。

 

涩泽荣一的《论语和算盘》表达了这样一个核心理念：《论语》讲究忠孝仁义，而算盘言商求利，二者相行不悖，关键是要做到“见利思义”。 涩泽荣一对中国传统的儒学进行了本质性的改造，他改造了儒家的义利观，把道德上的“义”和经济的“利”结合起来，以寻找儒家伦理道德和市场经济的结合点。他从“学而优则仕”中悟出了必须经商的道理，而且他还从孔子的著作中悟出“高产乃是为善”。他说，“道德和经济本来是并行不悖的。然而由于人们常常倾向于见利而忘义，所以古代圣贤极力纠正这一弊病，一面积极提倡道德，一面警告非法牟利的人们。后来的学者误解了孔夫子的真正思想。……他们忘记了高产乃是为善之道。”

 

日本现代管理思想家伊藤肇指出，“日本企业家只要稍有水准的，无不熟读《论语》，孔子的教诲给他们的激励影响至巨，实例多得不胜枚举。”自涩泽荣一之后，从现代经营管理的角度解说《论语》的专著在日本就出版数10部，其中伊藤肇著的《东方人的经营智慧》一书影响最广。伊藤肇在此书列举了日本企业家如何把中国儒家经典中有关“管理国家、百官、人民的要谛”奉为圭臬，套入“如何管理企业、干部、员工”的事实，并加以分析和说明。

 

伊藤肇指出，“经营者万万不能只以‘追求利润’为至高无上的目标。当然，企业为了生存，非有利润不可；但是，太偏执于财利，到头来心智必被蒙蔽，终至被社会、大众见弃，岂能不慎？”

 

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是合乎人情的，但必须符合社会公认的道德准则。要先义后利、见利思义、以义求利，主张“君子之财、取之有道”。企业家要有社会责任感。一方面求利是正当的、必要的，另一方面应取财有道，视求利为手段而非目的；伟大的企业家应把兴办企业、谋求利润的经营行为，服务于国家兴旺、民众福祉这一更高的目标。

 

义以生利

 

孔子继承了春秋中期晋国大夫丕郑、里克的观点，认为“义以生利”，并强调行义要合乎礼。孔子说，“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左传·成公二年》）。孔子这段话的大意是：礼制用来实行道义，道义用来产生利益，利益用来安定百姓，这是政事中的大节呀。孔子认识到利益是使老百姓安定的重要因素，治国安民不能忽视利益的取得。

 

孔子承认功利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论语·子路》记载孔子进入卫国与弟子冉有的一段关于"庶"（人口兴旺）、"富"（生活富裕）和"教"（教育）的对话。（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意思是说，富贵如果可求，即使拿鞭子去赶大车，孔夫子也愿意干。这也说明孔子非但不否定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并且肯定人们通过正当的途径去追求利益。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儒家并不要求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舍利取义，而是在两者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时，作出合于“义”的选择。“义”在深层次的内涵上，不仅是一种调节物质利益的手段，而且是一种精神价值，其赋予现实的物质生活以精神性的意义和价值，体现了人之为人的高尚。市场经济要可持续地发展，除了依靠法治，还应该建立一个良好的市场道德秩序。如果一个人或企业只顾追求个人私利而损害他人与社会的利益，那么市场就缺乏一个和谐的交易环境。

 

儒家这种承认“利”而强调“义”的“义利合一”的观点，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上就体现为“义以生利”。利对于市场主体的企业和个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人们对利的追求是合理的。企业在逐利的过程中要“见利思义”，如果“见利忘义”，不顾一切地满足自己而残害其他企业和社会公众，结果必然是两败俱伤。失去了“义”，谁都得不到“利”；而如果注重“义”，在“义”的界限内大胆地去逐利，则效果会更好。所以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企业要遵循 “义以生利”的价值观。

 

《战国策·齐策》记载的“冯谖焚券”的故事，是“先义后利，义以生利”的典型例子，对今天的企业管理者仍具有很大的启示。有一次，孟尝君派门客冯谖到封地薛邑去收债，并吩咐他收回债后买些家里所缺的东西。冯谖到了薛邑便假传孟尝君的命令，把债券赐给老百姓，并烧了那些债券。冯谖回去后报告孟尝君，他买回了孟尝君家里所缺少的“义”。次年，齐王不再重用孟尝君，他只好前往薛邑，老百姓扶老携幼步行百里来迎接孟尝君。这时，孟尝君对冯谖说，“先生所给我买的‘义’，今天才看到！”在这个例子中，孟尝君开头确实损失了“利”（债券），最终却得到了“义”（民心），对孟尝君来说这是最大的利了。

 

成功的企业给消费者以义而获得利。彭博资讯董事长彼得·格劳尔先生在《如何在全球化时代中竞争》的演讲中这样谈到自己的公司，“我们的宗旨非常清楚，那就是我们永远把客户服务放在第一位，我们公司的所有员工，包括我自己，工作的目的都只有一个，那就是为客户提供最好的服务。”

 

日本企业家吉田忠雄提出了一个“利润三分法”。他说，“我一贯主张企业必须赚钱，多多益善。但是利润不可以独吞。我们将利润分成三部分，三分之一是质量较好的产品以低廉的价格交给消费者，三分之一交给销售我们产品的经销商及代理商，三分之一用在自己的工厂。”吉田把自己的做法称之为“善的循环”。他说，“如果我们散播善的种子，与人以善。那么，善还会循环归给我们。”“不为别人的利益着想，就不会有自己的繁荣”，这是对“以义生利”经营哲学的最好诠释。

 

在《孟子·梁惠王下》篇中，孟子引用孔子的弟子曾子的话，“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意思是说：要提高警惕啊！你的所作所为将会回报到你自身。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社会和消费者之间是一种共生的关系，只有互惠互利，企业才能最终获益。因此，企业管理者应该有高尚的经营理念，以对社会和消费者负责任的态度，自觉遵守市场规范和国家法律，用合乎道义的经营行为参与市场竞争，才能给自己的企业获得更多的利润。

 

最后，我们谈一下企业的社会责任。石油巨子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早就说过，随着时代的发展，企业不能一味地把守私人利益，以使某些人得以积聚财富而不顾那些参与财富形成过程的人的福利、健康与快乐；相反，我们应当接受现代的观点，将产业作为社会服务的一种形式，惟利是图只会引起对抗和招致麻烦。现在，企业的社会责任已经在标准化，企业道德认证标准（SA8000）对企业的工作环境、员工健康与安全、员工培训、薪酬、工会权利等问题都规定了最低标准。企业应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全面考虑企业对政府、客户、股东、供应商、分销商、员工、社区、环境等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影响，致力于追求企业价值、员工价值、股东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和谐发展。“义以生利”强调守义，在义的前提下有条件地获取更大的利。企业在追逐利润的同时，如果能同时肩负企业的社会责任，为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样社会进步了，就又能够为企业获得利润营造更良好的和谐环境， 最终受益最大的还是企业自身。

 

微软公司是这方面的范例。微软公司之所以拥有巨大的财富，与其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是分不开的。微软公司的总部设在华盛顿州的西雅图附近，但它主动为加州的硅谷做贡献。至2001年，微软公司已经解决了硅谷地区1500人的就业问题，这些员工主要负责微软公司网络电视（Web TV）的网络和MSN Hotmail的管理工作。另外，据《奈特里德论坛商业新闻》报道，1999年，微软公司为硅谷地区的公益事业捐赠了2000万美元，其中包括167万美元现金以及价值1970万美元的计算机软件，这些善举为公司赢得了良好的口碑。企业通过为社会做贡献而从另一个角度为自己作宣传，从而提高经济效益，这无疑也是采用“以义生利”的方法。

 

我们以今天现代企业管理的视角，从儒家的君子之义，还是发掘出了一些经营管理的智慧。儒家“取财有道”、“义以生利”的管理价值观虽然产生于古代社会，但它的价值与意义、作用却超越了时代的局限，在经营管理的过程中遵循这些价值观，不仅能为企业自身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同时也能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