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千年历史中走来的古老国学，如今突然又“火”了起来。“国学与管理”相结合的讨论不绝于耳，各种“总裁国学班”也顺势而生。然而，对此击节赞赏者有之，冷观质疑者亦有之。国学之于管理，究竟是附庸风雅的应景之作，还是一个无须讨论的必然之需

    一点澄清
   关于国学与管理的结合（先不说怎样结合），最近颇多争论。有人说国学等于管理，因为国学是用来“管人”的。（这是谁的Mission Statement？孔子、孟子、荀子都没有这样说过。）有人说国学是“大智慧”，把大智慧定义为管理，简直是把国学妖魔化。（难道管理不是大智慧，而是小把戏吗？）

这样的争论就像中国的许多争论一样，一边好像俗不可耐，只有形而下的关怀；另一边却总是给人以瞧不起实践的印象，显得只有圣人情操，没有王者作为。恕笔者直言，这样的争论和80年代“姓资姓社”的争论一样，对正在建设全球增幅最大、机会和风险可能也最大的经济的中国企业家、经理人而言，一点吸引力都没有。他们太忙了，消受不了连篇累牍的高谈阔论；他们需要真正的大智慧。

首先必须严正指出：把管理定义为“管人”也是对管理的妖魔化。任何社会、经济的发展都是管理的结果。管理也需要大智慧；以为不受大智慧指引和约束的管理都只不过是“瞎搞”，都会像一切昏庸、腐败的旧朝廷一样，逃脱不了破产和失败的厄运。

稍微年长的人或会记得，文革期间曾把政治定义为专政，把孔孟之道污蔑为统治者的帮凶，同时也把企业管理指责为“管、卡、压”，应由政治运动取代，这些其实都是同一条荒诞逻辑的延伸。从那时到现在已40年，仍有人沿着这条逻辑去说话则更加荒诞。

发展的教训

马克斯·韦伯的一个成就，就在于揭示了基督教文明（新教传统）对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促进。虽然韦氏的学问屡屡受到质疑，人们也没有必要钻文化决定论的牛角尖，但事实上也没有人能颠覆他的基本理论。按照当今学者的认识，不论新教传统与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关系如何定义，它起码是造成当时历史变革的那场“完美风暴”中的一个风暴。（记得电影《完美风暴》吗？它是由好几个风暴结合在一起才形成的。）没有文化的支持，就难以想像经济（以及千百万人的千百万种经济活动）具有独特的、别人不可比拟的价值，更不会有一种大框架来约束人们的基本愿望、基本利益和基本关系。

不论一个国家里的法律条文怎样受到不断变换的政府规章的干预，其司法制度又是怎样的不讲情面或无效，在社会层面，这个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信任或不信任、满意或不满意、交换或不交换、联合或不联合，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它的文化来定义的。即使到了现代，世界各国的商业法律都遵循、比照着同样的法理体系，日常的司法执行也会受到来自文化的，特别是根深蒂固的传统道德的干预。当今世界上，凡是经济发展不成功的国家，都带有明显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商业相冲突的痕迹。在西方学者所称的“失败国家”里，这种矛盾也往往最严重。

然而正如韦伯指出的，在任何一个社会，至少需要文化与经济碰巧在同一轨道运行，才有可能让那么多人集中精力和热情去追求发展，创造它的超常纪录。在微观层面上，甚至在单个企业中，各学科的研究都已证明：文化的、道德的、宗教的和心理的因素，能对企业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说：“正因为管理的对象，是为着一个共同目标而工作的人的集体（Community），所以它永远以人性为课题，永远探究善与恶。而我作为管理咨询者所领悟到的神学，要远远超过先前受过的宗教教育。”（Drucker，The Daily Drucker）这不应理解为仅仅谈美国企业（那里大量员工都是教徒），而是一个具有普世意义的判断。

大智慧大在哪里

对国学的宽泛定义，可以认为是中国的经典学述，即在经典时代（诸子百家）形成的关于道德和智慧的学问。当然，在道德层面上，儒家是它的代表。

国学之大，至少有如下几个特点：

大融会。首先是与实践的融会。单单是中国书店里，卖管理书籍的地方也卖国学经典这一现象，就有它的独特意义。它反映了国学有一种与实践相亲近的特性。它比西方哲学更接近日常生活，更容易也更有赖于在实践中融会贯通。从《论语》开始，先秦哲人就以常伦来说道理，加上兵家、医家、农家朴素学风的浸染，再加上后来禅宗通俗哲学的影响，中国国学一直重视对具体事件的解析，用现代人的话说就是案例教学—整个“二十四史”可以说就是一个国学的案例库。

国学也从不关心征服异教徒的问题，对君子、小人的区别也主要在于个人修养和德行（而不在于血统或出身），它便成为一个超出一般定义的宗教的开放系统。这个开放系统不承认异教徒，也不承认边缘人，也不强加任何类似偶像或神父的精神代理。

大原则。在道德哲学的层面，国学坚持的是为数不多的几条做人、为政的大原则。这些大原则凝聚了人类各大文明最基本的价值，尤其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君子成人之美”的教诲。

但与其他宗教不同，国学特别强调学生个人的独处、反省能力。西方学者也说反省思维（Self-Reflective Thinking）是在自由选择的时代，个人坚持道德生活的惟一手段。中国先贤提出的反省三原则 “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尤其具有现代意义。

大智慧。国学从儒家道德的主轴延伸出极丰富的实践智慧。不错，这些智慧并不纠缠什么商战先机、炒股妙法、谈判技巧、公关秘笈，它们讲的东西绝对是大道理。不过这些大道理不是空道理或其实本不存在的废道理，也不仅仅是每个时代的人都要一再追问、反复定义的，属于终极哲理的问题。尽管有不求功利的一面，但中国智慧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在讨论坚持形而上的大原则前提下，如何排除困难、顺利进取，取得形而下的成功。国学是一门探讨好人如何办好事的学问。

大成就。儒家强调现世作为和不朽功名。以道德情操变为对现世成就的追求，是理论联系实践的契机，也是精神转化为物质（或物质的文化）的一道门槛。因而国学鼓励所有超越自我的努力，崇敬任何具有三不朽意义的事业。但那些最具感召力的案例，那些历代士人景仰的成功者，全都是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毅然挺身而出承担起历史重任的大英雄。他们的事迹将伴随国学典籍一道对中国文化产生深远影响。

学习并成功着

在很多其他领域里，尤其是在讨论纯学术问题的时候，每当人们说起国学，总有一个潜台词，那就是以所谓西学作为对立。但在讨论管理问题的时候，这种国学、西学的对立却很少有人纠缠，宣扬以一方将另一方取而代之的更几乎不曾见。这应该被认为是管理学比别的学科做得更成功的地方。

这一方面大概是因为西方学术（包括管理研究）功底深厚，实践积累也多，中国人改革开放不到30年，现仍处在一个引进、消化，而后翻新、创造的阶段。

另一方面，可能也有一个潜在的文化上的共识：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文化，西方人有西方人的文化，但不论中西，凡是要把人们组织起来开创一个事业，都需要追溯和体现各自文化里的道德价值。这些道德价值无孰优孰劣之分，即使彼国人不能完全理解，要想在此国发展企业，也必须尊重；反之亦然。任何有成就的跨国生意、跨国企业，一定是要建立在彼此容纳、彼此学习，甚至彼此发挥的基础上的。

这也充分反映出：以人际关系而论，管理是一个比虚心、比大器的艺术。近年来西方管理学大师屡屡将管理称为艺术（Liberal Art），且覆盖社会、政治等各个领域。在组织学和领导力研究的意义上，将它定义为比虚心、比大器的艺术应不足为过。笔者常想，孔子把“学而时习”与“欢迎远朋”一并放在《论语》开篇，必有其微言大义，后人不可不察。相比这样的伟大器量，那些动辄否定洋人或否定传统的现代人（尤其以发表这种言论为学术的人），或许都只能被视为“不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