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之后——由陈丹青、贺卫方事件拷问中国高等教育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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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之后——由陈丹青、贺卫方事件拷问中国高等教育价值观

2005年08月24日　18:20　咨询部　浏览次数：2169

　　【内容提要】中国高等教育的弊端，从根本上讲，并不是体制性弊端造成的，体制仅仅是一个结果性因素，最为根本的是人的价值观的变异和扭曲。具体来说，即是教育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的严重变异。而正是因为教育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的严重变异，才导致了这种价值观指引下的体制性弊端。任何体制都是反映人的观念的体制，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体制，有什么样的体制就有什么样的制度，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措施，有什么样的措施就有什么样的行为，有什么样的行为才有什么样的结果。从观念到体制到制度到措施到行为到结果，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是环环相扣的，都渗透了人的价值观的严重变异与扭曲。　

　　“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之后

——由陈丹青、贺卫方事件拷问中国高等教育

2004年10月15日，著名油画家陈丹青正式向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提出《辞职报告》，清华大学出于对陈丹青的礼遇，抱着“宽容理性”的态度来对待此事，对陈丹青一再挽留，鉴于目前陈丹青所带的研究生要到2007年才毕业，陈丹青已与清华大学续签合约两年。

　　2005年6月24日，贺卫方在中文网络发表《关于本人暂停招收硕士生的声明——致北大法学院暨校研究生院负责同志的公开信》，他于其中指控了北京大学法学硕士招生考试制度的诸多不合理之处，在数次向决策者提出批评与改良建议而未见成效之后，心灰意冷的贺卫方终于决定，“自2006年起，不再招收法律史专业研究生。”

　　相对于陈丹青的愤怒，贺卫方的行动要显得温和得多。然而从根本上看，两者的性质都是基本一致的，具体方式和做法不一样，但实质绝对一样。只要用百度或者“google”这两大知名的搜索器搜索一下，就会发现，陈丹青的“百度”词条多达131000条，贺卫方的词条多达87500多条。这并不奇怪，因为陈丹青和贺卫方都名列50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之中。陈丹青早在1980年代就因为其油画系列“西藏组画”而声名大震，贺卫方则因其是具有社会良知和公共影响力的中国知名法学家而为媒体所追捧。陈丹青、贺卫方对清华、北大说不，显然在中国公共知识界及社会公众间掀起了轩然大波，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对中国教育界投下了两枚重磅炸弹。陈、贺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尽管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当今高等教育的颓势，但是从观念上我想还是能给予社会以巨大的震动。

　　或许，重要的并不在于事件的本身及媒体的炒作程度和公众的关注程度，而在于事件所蕴涵的重要意义。中国的高等教育积弊之久之深，已经到了不得不重新调整改革思路、重新收局的地步了，教育公平问题、教育资源分配问题、教育理念问题、教育模式问题，等等，都困扰着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艰难行进。高等教育在行政化、市场化和产业化的思维模式的“共谋”之下，越来越脱离其最根本的精神旨归，越来越突出功利化、程式化、行政化和体制化的倾向，其学术性越来越被忽视。甚至连陶冶人情操和美学旨趣的艺术教育也逐渐沦落为一种模式化、程式化的技术教育。现实的境况不能不让人愤怒和反思，最近我在《美术报》撰文，痛陈当代中国高等美术教育的弊端及误区。

　　无论怎样，我们现在必须面对的问题是，近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走向自杀和轻生？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为什么高校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频频出走？为什么英语在所有的考试及学术评定中占据着如此重要的位置？为什么中国大学的人文精神越来越缺失？为什么当代中国教育价值观越来越走向迷失？这一连串的为什么决不是简单的几句话就能回答清楚的，也不是一篇简短的文章就能论述得清楚的。它直接关涉到中国当代高等教育的体制性弊端，当然不仅仅是体制性弊端，更为重要的是教育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的严重变异。很多人把种种原因归结于体制性的弊端所致，这当然是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但是，我以为却不是根本性症结。体制也是人制定出来的，体制并不是一种僵硬的物质和制度，而是带着某种人为的因素，没有有脱离人性的体制存在，就即便是再僵硬的体制，也是带有某种人为色彩的。所以，我认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弊端，从根本上讲，并不是体制性弊端造成的，体制仅仅是一个结果性因素，最为根本的是人的价值观的变异和扭曲。具体来说，即是教育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的严重变异。而正是因为教育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的严重变异，才导致了这种价值观指引下的体制性弊端。任何体制都是反映人的观念的体制，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体制，有什么样的体制就有什么样的制度，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措施，有什么样的措施就有什么样的行为，有什么样的行为才有什么样的结果。从观念到体制到制度到措施到行为到结果，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是环环相扣的，都渗透了人的价值观的严重扭曲。

　　任何一项体制及制度的施行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伴随着观念而行的。中国的高等教育制度及现行的学术评价机制，从某种程度上说，都是现代人扭曲价值观的深刻反映，它体现了现代人在现代化浪潮中的精神退化与观念变异，既是消费主义和庸俗主义价值观的抬头和风行，也是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价值观的大行其道。高等教育的一切制度模式和思维观念，都不是以学术和教育为本位，而是以市场、功利和实用为本位，以短期的即得利益为本位，不是以人为本位，而是以物为本位，以行政为本位。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不是不懂得教育规律，不懂得学术的重要性，而是在头脑里早已被强大的现世的功利的庸俗的社会观念所武装，而且这种观念早已根深蒂固。在很多人的眼里（不仅仅包括行政主管部门，而且也包括广大的教育者及学生主体），在现代社会，什么最重要？英语和计算机最重要。学习是为了学什么？学习就是为了学英语，学计算机，学技术，学为人处世，学交际，而不是学精神学观念学思维。当全球风靡的英语学习浪潮及全球化的经济浪潮席卷了中国神州大地的时候，很少有人不会觉得英语不重要，学英语是为了什么？学英语当然是为了能顺利的毕业，然后找到一份好工作？这个理由看起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天经地义、名正言顺的合理的，然而这种合理仅仅是形式上的合理，而合理的另一面即是深刻的不合理。突出英语本位，必然会削弱学术本位，英语学术不可兼顾，即使有兼顾者，亦是凤毛棱角。在这种观念的指引下，你要让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去制定一个比较人性化、比较学术化的教育体制及制度，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都不是傻子（是吗？），它不可能去制定一些不合时宜的体制及制度。当然，话又说回来，当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大多也都是一些饭桶，基本上于教育和学术狗屁不通，不了解学术规律，不了解教育规律，缺乏对当代教育现状的深刻洞察，缺乏大视野、大手笔的教学改革，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基本上都是行政官僚，而缺乏专家、学者，真正有洞察力的专家和学者如贺卫方、许纪霖等人又没有真正的话语权，他们除了借助于公共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之外，没有任何教育话语权。专家不懂管理，行政官僚不懂教学，这是当代高等教育的一个畸形，但是高校作为一个学术机构，首要的应该是以学术为本，既然是以学术为本，那么就应该是专家治校，而不是官员治校，如果颠倒了这一点，那么必然会引起高等教育的严重错位。

　　最近上海知名学者许纪霖先生连续撰文，拷问中国的高等教育制度、高考制度及学术评价机制，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其中许先生有一篇文章《学术研究需再度去“国家化”》，文章深刻揭示了当今学术研究及高校教育的国家化、行政化和意识形态化倾向，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许纪霖先生尚未提到，那就是学术研究和高等教育也应该去“市场化”，学术研究的“国家化”体现的是一种行政意志和国家意志，但这仅仅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问题更为严重，学术研究的 “市场化”倾向也日益突出，什么有市场就研究什么，什么能赚钱就研究什么，推而广之，什么东西有市场、什么东西能赚钱就学什么、教什么，这不是成了做生意了么？这里虽然淡化了行政意志和国家意志，但是急功近利的问题又同样凸现了。这仍然是一个教育观念问题。

　　教育绝对不是做生意，不是搞市场经济，不是办企业开公司，也不是赶时髦，高等教育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能使学生找到一份好工作，而是要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和学术精神，培养学生的道德素质和内在素养，工作可以随时换来换去，可以干可以不干，但人文精神和内在的精神气质却是一辈子都不能丢的不能少的。

　　作者：朱中原经济日报报业集团 zhongyuanzhu2008@yahoo.com.cn 。(中华企业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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