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扩大内需论”荒謬绝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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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鞍钢“扩大内需论”荒謬绝伦！

2005年11月27日　21:12　梁喜生　浏览次数：1875

胡鞍钢“扩大内需论”荒謬绝伦！

郭金昌

内需能扩大吗？
置疑中国的凯恩斯主义者
1998以来，由于物价低迷、失业增加、经济增长乏力等问题的出现，与此相伴的却是货币供应量的有增无减（从适度从紧到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于是主流经济学派据此认为中国发生了严重的通货紧缩，其根源则在于内需不足，因而治本之道即为扩大内需。
姑且不论所谓通货紧缩是否存在，要害之处首先是内需能否扩大的问题--即使没有通货紧缩，倘能扩大内需以促进经济增长，那又何乐而不为呢？
顾名思义，内需即国民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量。而萨伊定律早已揭示：一切贸易的实质均在于以物易物，是生产为生产创造需求，需求源于供给。可见，任何社会的需求皆完全取决于当时供给量之大小，它在一定时期内乃是既定和不变的，因而既无法扩大亦不能减少。这也同时表明，需求不过是供给的另一称谓，从来不存在什么独立于供给的所谓需求，需求的本质乃是供给，只有供给问题而无需求这一伪问题。由是观之，至少从字面上讲，扩大内需之说是难以成立的。我们可以提增加供给、刺激或拉动内需，却决不能说扩大内需。
凯恩斯主义的“生命之本”在于“内需不足”，而内需不足主要是指人们有钱不用。在现实中国，对极少数富人而言，的确是该享受的都享受了以致有钱无处使；但对广大农村和城市低收入者来说，全然是因为贫穷而无力消费。因此，所谓内需不足不过是“一个小指头”的局部现象，从总体上看其实是内需畸形和无力，故而将内需不足视为症结难免会误入歧途。
既然“扩大内需论“在理论和事实判断上是如此破绽百出，则其后果与初衷南辕北辙也就不足为奇了。下面试对其进行粗略剖析。
“扩大内需“的一大手段乃是增加政府支出，不惜以赤字财政大兴基础设施建设。首先，政府作为强力机构而非财产的私人所有者，天然注定了其毋须亦无法为其处置财富的行为承担任何责任，因而可以认为政府与经济效益原则基本上是格格不入的，而这正是计划经济之所以失败以及中国最终选择市场经济的原因所在。而市场制度并未能改变政府与效益之间的天然矛盾，这使得增加政府支出常常会导致效益低下乃至“倾家荡产，血本无归”，因而是反效益和背离经济法则的，它可能短暂地刺激了内需的畸形活跃，从长期来说则因其减损社会财富而必然性地造成内需萎缩。如车流量太小而达不到一定规模的高速公路、亏损严重的民航等，无不是资源的严重浪费，它说明此类基础设施脱离了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乃牺牲公共利益以服务于“贵族”的奢侈消费。当然，扩大政府支出并非“一无是处”，正如经济学家樊纲曾经揭示的：一项政府投资哪怕是毫无效益可言，其参与者（尤其是官
员）也会大发其财，这就是所谓“重在参与”吧！“要致富，先修路”更是无比生动道出了其中的真谛，“路”作为腐败的沃土同时亦为“前仆后继”的贪官们所无可辩驳地证实。然上述问题的存在并不能否定政府投资基础设施的重要性，而是表明基础设施乃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结果，且须以市场制度保障其效率而政府仅胜任筹资者的角色，出于“扩大内需”的目的难免会适得其反。须知，正如萨伊所指出的，政府乃非生产性组织，天然缺乏创造财富之功能，一切政府支出只能源于税收（包括变相的税收如通货膨胀）。因此，无论政府支出有多大，它都是源于社会总收入而非权力的“点石成金”，政府支出的增加意味着民间支出能力的同等减少，即总需求依然不变，内需不可能扩大。
况且，与大兴土木相比，义务教育和全民福利体系的建立无疑更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可以说，义务教育作为“第一人权”，乃是实现平等和其它一切自由权利之前提，亦为提高国民素质、选拔和培养人才、推动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而福利体系既是人性和正义之必然要求，也是市场制度正常运转所不可或缺之要件，否则自由竞争更难以充分实现。在生态灾难空前严峻的今天，健全的福利更是使农民消除后顾之忧而自觉少生乃至不生以从根本上减少人口与促使“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者“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治本之策，而强制性的计划生育和先污染后治理的“环保”只会使危机积重难返。在人均GDP达900美元的中国，实施义务教育和全民福利在经济上已不成问题，仅取决于我们是宁愿选择看得见的“政绩”及随之而来的“洪水滔天”，还是在道德、良知和理性的指导下以“人口负增长、经济零增长和环境正增长”为手段而追求自然正义与真正的文明。
“扩大内需”的药方之二乃是公务员加薪。如前所述，公务员并非生产者，其存在实系对社会财富的消耗和浪费，撇开其作为“必要的恶”的政治意义不谈，在经济上公务员纯属“寄生虫”而“不劳而获”且无任何财富作为回报与交换，唯一最经济的政府形式只能是无政府主义。孟子云：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而公务员即为“食之者”，是内耗而非扩大内需，其所费越大，则越无异于“经济黑洞”而疯狂吞噬和毁灭财富。无论是否加薪，公务员之薪金皆出自于百姓钱袋，全然是财富和需求自民间向公务员转移，何来“扩大”之说？“扩大内需论”不过掩盖了政府“空手套白狼”之实而极具欺骗性，使人误以为公务员薪金乃“天上掉馅饼”，不仅不是对民间的“掠夺”反而“扩大”了需求而让人们有事做有钱赚，岂非“善莫大焉”？再从消费倾向观之，若为包括数亿农民在内的广大最低收入者“加薪”，较之实不啻为“贵族”的公务员而言，这些“饿汉”的消费欲望难道不是强烈百倍而更能刺激内需吗？故愚对我国的凯恩斯们的“加薪论”始终百思不得其解，因为它明显违反常识和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而难免有“权贵经济学”之嫌。至于公务员应否加薪，亚当·斯密早于200余年前就已指出，公务员作为一个稳定而几无失业之虞、体面乃至高贵的职业，其报酬理应低于高难度高风险行业；同时直面我国现实，3000余万公务员享受着绝大多数人无法企望的医疗、养老等福利特权，其货币工资从全国人均水平来看并不低，加之“不可估量”的隐性收入，公务员待遇应在13亿人口中最富有的5%之列，起码也是中高收入以上，这应是妇孺皆知的常识--不计其数的人“削尖”脑袋拼命挤进公务员队伍而造成政府规模空前膨胀的事实即为明证。由是观之，公务员加薪于理论和事实皆相悖，即使它有某种必要性，亦远不能与教育和社会福利同日而语。难道有钱加薪而无钱为义务教育“买单”并使穷人免于饥寒之虞吗？倘若公务员真能扩大内需，则精简政府必危害经济发展，倒不如建立一个“十羊九牧”的超级政府！
无奈于居于多数的穷人无力消费之现实，“内需论”便死死盯住富人的钱袋，绞尽脑汁唆使其奢侈，其策主要有三：教育产业化、旅游经济和“轿车文明”。
表面上，教育产业化可谓冠冕堂皇，借助学生为教育付费而“扩大内需“。其实际后果则造成“贵族教育”，许多农民因公共教育经费严重向城市“逆流”而失去接受初等教育的机会，高昂的大学收费更是令其望而生畏，“不学无术”的市民则在“教育消费说”的幌子下以金钱开道垄断了大部分的高等教育特别是优等教育，使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异化为某种程度的“有能无钱莫进来”，这既有悖公正，亦践踏效率而背离教育之功利目的。主要正是由于巨额的教育费用，使得人们普遍产生了后顾之忧而不敢消费，于是储蓄迅速攀升，需求更加萎缩，物价只跌不升。“内需论”为了区区百亿元的教育消费而使存款剧增到今天的8.5万亿元，难道不是“一叶障目，不见森林”吗？
旅游经济又如何呢？在我看来，旅游不过是将财富向旅游行业转移而已，它没有创造任何财富，故旅游经济之说不足成立。旅游的实质是对自然环境的践踏和破坏，它所暴露的乃是旅游者的为富不仁--不仅通过日常的高消费而消耗资源和破坏环境，更不惜“身临其境”蹂躏之！旅游作为地广人稀的西方人“专利”，全然不适于人满为祸生态灾难空前严峻的今日中国，它绝对是食之有毒的奢侈品。如果说外国游客能带来财富的话，国内旅游则犹如财富从同一人的左手转移到右手而几无积极意义。故与其发展旅游业而沦为大自然和子孙后代的罪人，毋宁通过税收“劫富济贫”以废除富人的“旅游武功”并将财富直接向包括风景区在内的穷人转移，不是同样可以拉动内需且保全大自然吗？
与旅游经济同出一辙，轿车亦严重脱离人多地少、生态危机重重之特殊国情。轿车的制造和使用是一种显而易见乃至主要的环境灾难，与此同时道路和停车场将占用越来越多本就稀缺的土地，而科技只会加剧却无力改变这一切。倘若轿车主要用于出口，本无可厚非；假如目标是驶入富人家庭以拉动内需和让失业者有活干，那就悖离了轿车的性质和经济学的最基本原则。因为轿车作为交通工具，其用途乃在于促使人们交往和交流的畅通与便捷，倘若没有轿车亦能达致此目的，则轿车便是多余和有害的。而公共交通工具较之轿车远能真正有效地解决交通和环保问题已是不争的事实--因轿车泛滥而以堵车闻名于世的曼谷和严厉限制轿车而交通十分发达的新加坡即为鲜明的例证。今天的中国本应深刻反思许多国家的前车之鉴而珍惜与发挥后发优势，却反而“为轿车而发展轿车”以放纵富人的情欲，破坏节俭之美德。这种行为与万里长城一样，只能暴露出我们的巨大破坏力及对人和自然母亲的残忍。须知，轿车不能当饭吃，甚至挤占我们用于吃饭的资源，除了符合轿车工业和富人的特殊私利外，于公共利益有何裨益？何况经济学的基本原则之一即生产者乃为消费者而存在，如果一项产品是消费者所不需要或违背公共利益（如毒品、杀手等），那么所谓内需和就业竟能成为该产业存在的“理由”？以此观之，轿车即类似有害无益的“毒品”，与其视之为文明之象征，毋宁说是一场大浩劫。
真正奠定“扩大内需论”的历史地位的，当首推胡鞍钢和胡必亮等人的“98 洪灾刺激内需论”――“挖沟”、“拆违”与之同出一撤。对此何清涟已撰文《打破“破窗谬论”》予以痛快淋漓地驳斥，后生实不敢在此画蛇添足。但这种以不讲道德著称的“经济学”却流毒颇深，不容小视。曾有报道批评大学生食物浪费惊人，殊不知其“内需论”功底更令人瞠目结舌，叹为观止：我们不浪费，粮食需求就低，农民就会失业，谁说浪费不是好事？如此思维可谓胡教授们之嫡传。而无论从道德、经济抑或大自然的角度来分析，浪费都是绝对的恶。
若其真为农民着想，何不直接捐资济贫呢？况且，也完全可以进行其它非浪费性消费以促进就业，难道一介书生竟富裕到无处花钱的地步而非把牛奶倒进大海不可？浪费是毁灭财富的行为，它不可能扩大内需，若将被浪费的财富用于生产者，则将生产出更多的财富而使需求随之增加。在“内需论”的误导下，甚至假冒伪劣产品也抓住了救命稻草。因为劣质产品价格低廉，将吸引人们争相购买；同时因其质次易坏，必迫使人们频频更换，如此一来内需不就空前“扩大”了吗？岂知假货在本质上乃是一种诈骗及对财产和知识产权的侵犯，它将扼杀人的创造和创新的动力，其泛滥将使社会无休止地将资源用于假货的重复消费而使经济陷于停滞乃至倒退，对消费者则意味着肉体、精神上的痛苦，因之全然与经济学原则格格不入。
由于我国财富集中在少数富人手中，而富人与穷人的基本需求并无太大差别，这就造成富人消费倾向的明显偏低（与收入不成正比）而致内需持续乏力。于是有人主张富人的奢侈性消费――如以公共财政修路却减少身为最大受益者的私车族的税费而不让其照价“买单”，这颇有“劫贫济富”之嫌；提倡两套房和别墅消费等。固然消费本系个人自由而他人无权干预和影响，经济学者亦概莫能外。纵然上述奢糜性消费能刺激内需，但其后果在相当程度上却是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如两套房）而有悖环保和经济学精神。若为了“扩大内需”而不择手段，甚至“包二奶”也是合乎“经济学”的了！事实上，富人低消费一点错也没有。首先，正如斯密所言，资本源于节俭，只有节俭方能产生资本，之后才会有投资、生产、就业和财富，这是亘古不易的。其次，低消费意味着富人将其财富用于扩大生产，这对社会最为有利；它更使贫富鸿沟自动缩小乃至消失，富人过着普通人的简朴生活而不再是“富人”，他们竟能与穷人“同甘共苦”，这样的富人不是很高尚吗？如果富人真的不愿挣钱了，就鼓励他们从事慈善等公益事业，那也远比教唆其“朱门豪宅，花天酒地”更合乎理性与道德。
尽管“扩大内需论”在理论与事实上皆不能成立，但物价持续低迷则是不争的事实，愚以为原因主要有五：
第一，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失业越来越成为每个人都不能回避的问题，增加储蓄以备不测之虞成了人们本能的选择。高昂的医疗与教育费用更迫使人们捂紧钱袋以为长远之计，是谓信心不足而非通货或需求不足也。若无全民的基本福利制度以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并彻底取消政府管制和垄断以降低上述服务的价格，欲刺激社会的消费欲望只能是一厢情愿。而建立基本福利需要的钱并不多，相对于8.5万亿元存款不啻于“四两拨千斤”，反垄断更是“无本万利”。
第二，天文数字般的13亿人口意味着世间惨烈无比的竞争，因之在不存在行政垄断的领域长期出现“超低价”便不足为奇而是极为正常的了。君不闻飞速发展的特区，10多年来打工者平均工资不是几十年如一日徘徊在500元左右吗？！
第三，低价乃是竞争的产物，而自由竞争所产生的优胜劣汰作用将自动使产品维持在均衡价格。我国目前最常见的恶性“竞争”则是计划经济的余毒，它因无需对后果负责的各级政府竞相争项目、比“速度”而导致重复“建设”，于是供给严重过剩，投资被大量浪费，“家长”为私利却不让亏损企业死去，市场力量便无从发挥作用，以致出现“超低价”。因此，除了深化市场改革以放弃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恶性“竞争”必无法根治。
第四，由于严重的贫富分化，多数人无力而非不愿消费以致形成卖方市场，低价便在所难免了，故增加其收入无疑是刺激内需的首要选择。但必须认识到，造成多数人尤其是农民贫困的根本原因乃在于制度性的歧视，即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而失去了致富的自由和机会，这既不公正，亦有悖效率法则。可见，增加穷人收入绝不是劫富济贫式的恩赐，而仅仅是把他们也当成与市民一样平等的人对待，放弃城乡二元化，不侵犯其作为人的自由权利，唯此而已。
第五，需求分为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若需求受阻亦会导致物价下跌。对需求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行政性垄断，它直接禁止包括民间资本在内的其它资本进入该领域而使大量社会资本被闲置而不能转化为实际需求以扩大就业等；政府管制导致寻租的出现从而增加经济运行的成本，压抑投资需求，扭曲资源配置，降低效率和供给水平并进而减少社会需求；垄断利润促使该行业将其供给降低在均衡状态之下以制造短缺而造成资源的浪费，垄断价格削弱了人们的购买力和消费欲望而使消费者剩余和社会需求萎缩。在此情形下，刺激需求的前提即为反垄断和解除政府管制以扫清投资和需求之障碍。不容忽视的是，投资不足的原因尚在于部分财富的非法性以及法律对私有财产保护不力而使之闲置或外逃，还有信用缺乏导致欺诈盛行而遏制人们的经济活动，这就涉及到政治法律问题了。而“扩大内需论”似乎对此有所忌讳。目前我国存在严重垄断的部门包括电力、电信、邮政、医药、石油、金融、民航、铁路、教育等。
“扩大内需论”之所以误入“歧途”，与其对政府性质和功能之认识不无关系。“内需论”之产生，源于许多人以为政府应有“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之功能与责任这一错误认识。须知，政府作为掌权者，它不从事任何财富的创造，因而企求其促进经济增长犹如要公鸡下蛋一样荒谬之极且无异于引狼入室，自取其辱--计划经济的失败和权贵资本主义的反效率与反正义足以为证。作为妇孺皆知的常识，即财富的唯一创造者乃是政府之外的民间社会（农民、工人、服务员等），这绝非任何理论问题。因此，促使人们创造财富所不或缺的前提即为保护个人产权和经济自由，以使人人能自由运用其智慧进行创造活动并得享其成果--否则必然会扼杀人们创造的动机而为掠夺大开方便之门，社会便陷入零和游戏乃至全面倒退。而维护个人自由权利正是政府唯一胜任的职守，它直接关系到个人创造力是受到激励或压抑，从而间接影响着社会文明与经济发展状况。政府对经济运行的“消极权利”并非意味着经济发展对政府毫不重要，而是说政府不能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经济增长不是政府的任务与目标，政府在经济上的责任只能是建立法治以保障个人产权与经济自由等。按照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思想，可以如是表述：追求正义而非经济增长的政府，正是因为其保护了产权与经济自由而带来了经济增长，虽然这并非其本意，却较之出于其本意的情形下更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增长。在现代社会，政府的“守夜人”职责有所增加，包括为了正义与市场制度的正常运行而建立基本福利制度以济贫及实施义务教育，但这显然与“扩大内需”迥然有异。“守夜人”乃政府正当性的前提与基石，发展经济则属越俎代庖不务正业，一个连“守夜人”亦不能胜任的政府是没有资格“发展经济”的。
事实上，作为凯恩斯主义的特征，不仅国债属于明显的需求转移（自民间向政府）而绝非扩大，加大货币供应亦无以脱此窠臼--休谟指出，货币不过是“经济机器”上之润滑剂，其数量需适宜；贷币不是财富但却是支配财富之工具，增加货币不会增加财富而只会使财富向持有新增货币者转移，且会因货币过量而立即或在将来造成通货膨胀。“挖沟论”是对凯恩斯主义最为形象的比喻，不过纵使“挖沟”能增加就业，也完全是需求通过货币向“挖沟”者转移（他们自身不提供任何供给因而无从产生需求）而已，何况“挖沟”纯系无用功且浪费资源与破坏环境，其与真正的经济学精神实相去远矣。一如孤独的先知哈耶克毕生所揭示的那样，凯恩斯主义导致了大政府和个人自由的不断遭到侵蚀，它严重危及效率和文明社会之基石，而其在今天的恶劣后果实远不止此且似乎很少引起人们的警惕。
凯恩斯主义把经济增长视为社会进步的标志，这不仅是对人类幸福的片面理解，亦为今日空前严峻的生态灾难所否定。须知，物质财富之多寡仅仅是人类生活的一个方面，而人最基本的需求则是清洁的空气和饮水、未被污染的食物等，健康的体魄、精神的愉悦和充分的闲暇更是任何物质财富都不能替代和比拟甚而是与之背道而驰的，社会正义与和谐作为人类文明之基石亦不可为物质财富所遮盖；根据永恒的神圣自然法，尽管自然万物作为与人完全独立平等的自然之子而不能视之为人类财富，但一个国家自然生态和物种的境况却是人类文明的试金石，它也决定着那里的人民能否获致真正的安全与幸福，而这非但不能为经济发展所取代，甚至与后者始终不可调和--经济越发展，意味着更多的自然资源遭到消耗和破坏，因为人的一切生产和生活资料只能仰给于大自然。由是观之，一个成天忙碌、吃饲料肉、呼吸工业废气的深居豪宅的现代化都市的百万富翁，其生活质量也许并不如粗衣素饭而怡然自得的一介老农。“欲海无边，回头是岸”，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科学所制造的五花八门的产品放纵了人的“致命的自负”而使之堕入欲望的无底深渊而精神愈趋痛苦并对人和大自然犯下了累累罪行。如果说在地广人稀的斯密时代，主要由于人权尤其是经济自由未获保障而使人的创造力被扼杀以致物质财富十分贫乏，于是人口数量成为社会进步的象征的话，而随着私有财产权的逐步确立，医学的进展，使得土地能养活庞大的人口，同时死亡率大为降低，地球越来越沦为“人类养殖场”而使生态灾难和物种灭绝愈演愈烈，此时与其把人口和GDP的空前膨胀以成就自诩，毋宁视其为民众愚昧和政府无能所制造的罪恶与对大自然的无情摧残--如印度、1980代之前的中国、因高消费而向穷国转嫁环境灾难并成为温室效应罪魁的美国。在我这样的自然主义者眼中，21世纪人类文明的标志乃是人口负增长、经济零增长与环境正增长，而GDP不应成为我们的目的，唯一的目的只能是在自然法的约束与教导之下追求人的幸福（人均GDP在其中居次要地位）。身为自然之子，人必须在自然法许可的极小范围内活动而无任何道德权利危及任一物种之生存与自然生态平衡，亦唯其如此方可使人类得以保全。今日地球早已人满为祸而不啻万恶之源，人类作为大自然的不孝之子，除了普遍节欲以赎罪外，竟依然陷于人口和GDP双增长之迷途而不能自拔，不是很无知与“（对自然母亲）无耻”吗？ (中华企业文化网)
(郭金昌)。(中华企业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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